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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教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发布日期: 2020-10-26    作者:次仁旺姆   来源:西藏日报   点击率: 0

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要求,强调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入开展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为新时代做好西藏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现实路径。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各族人民的命运始终同祖国的前途命运紧紧相连。在吐蕃时期之前,藏族先民与祖国边疆内地各民族之间就已经发生着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这在考古发现类型之比较、汉藏语言所属语系之确定、羌藏族源考证等方面都得到了相关资料和研究的印证。

公元七世纪中叶,松赞干布建立吐蕃地方政权,结束了青藏高原小邦分治的时代,标志着西藏地方在祖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格局中,由原始氏族部落多元分散发展进入区域性的多元统一阶段。吐蕃政权统一青藏高原是藏民族形成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时也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演进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重大事件。由于吐蕃统一政权的建立,藏族的活动第一次以集中统一的政权形态和有组织的官方形式越出青藏高原范围开展对外交往,西藏地方与中原地区、藏族与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的关系进入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上,西藏地方与中原的关系由民族间的分散联系演变为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之间的联系与交往;由单一的经济文化上的交流演变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交流与影响。正是唐蕃之间二百多年全方位、大规模地往来与交流,以及“甥舅一家”、“社稷如一”这一深入人心理念,为西藏融入祖国大家庭,为公元十三世纪西藏地方与中原王朝之间关系的突进奠定了历史和传统基础。

1247年,西藏宗教界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同蒙古皇子阔端在凉州议定了西藏归顺蒙古的条件,其中包括呈献图册、交纳贡物、接受派官设治等,以此为标志西藏地方正式纳入蒙古汗国治下。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西藏成为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

元朝设置了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要务。在西藏地方成立了地方军政机构,名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隶属于宣政院。宣慰使司下面还辖有管理民政的十三个万户府、千户所等。所有机构官职的名称及任职人员都由元朝中央规定和选派。元朝在西藏驻有军队,并由一位王子及其后裔率军驻守西藏地区的东部边缘,逢西藏有事,即可就近入藏,以尽镇戍边疆的职责。元朝中央派官员入藏,按照户口多寡、地形险易、出产丰啬,设立大小驿站,联成交通线,由西藏通往大都北京。元朝中央还派官员在西藏进行人口调查,确定各万户属下可支应差役的人口数,决定沿驿路各地必须供给的力役、物资、运畜。可见,元朝中央在西藏地方的主权是明确完整的、施政是全面深入的。

元朝对西藏长达百余年的统治与治理,对后世西藏与中央王朝关系的突出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元朝的统治已形成了西藏地方政权在政治上依靠中央政权支撑的机制;元朝的统治使西藏同中原政权之间发生了深刻的利益联系,形成了在利益上西藏对中原政权的强烈需要与依赖;元朝的统治使西藏各地方势力产生了对中央权威的普遍认同感。正是这一元朝统治的政治遗产使得元明革鼎之际西藏顺利而迅速地接受了明朝的主权管辖与统治。明代承袭元朝大统与权力,因应时势,调整策略,多封众建,以朝贡封赏、茶马互市的经济纽带为主线维持并增强西藏地方势力与中央的隶属关系。

假如说,元朝对西藏统治的确立和维持很大程度上还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随时可施加的军事威胁为后盾,并辅以宗教上的极端崇信,那么,明朝的情况则全然不同。明朝非以武力,而主要是以政治上的分封、定期的朝贡为标志,经济上的茶马互市为纽带,以此维系西藏对明朝中央政府的政治隶属关系。

虽然从表面上看,明朝同西藏的关系较之于元朝似乎要松散得多。明朝从未用武力干涉西藏的地方事务。同时,明朝既未在西藏派驻内地官员,也未在西藏驻扎过军队。因此,与元朝相比,明朝对西藏的政策具有一种非强制性的特点。但这并不影响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的政治隶属关系。相反,明朝与西藏这种表面上较为松散的关系,其结果恰恰使得西藏在与明朝的关系往来上更趋主动、更为积极。有明一代,西藏对明朝的朝贡可谓趋之若鹜,而且使团规模之庞大与频次也是空前的。也未能影响西藏各地方首领对中央王朝在藏主权的普遍接受与认同。正如王森先生所言,“是则汉藏古人对于权力更替之际,属官缴旧印领新印,为归顺新主之标帜,理解完全一致。至于控御之宽严,本为最高权力当局斟酌时宜所采取之政策,主权归属与政策之宽严,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

清代是中央政府对西藏管理逐步强化、制度化、法律化的阶段,管理更为完备,主权更加巩固。具体表现在:正式册封达赖、班禅两系的称号并赋予权力;设置驻藏大臣,建立噶厦和噶伦制;承担西藏地方的防卫权,多次派兵击退外敌入侵;多次颁布《章程》,除旧布新,以完善西藏行政机构的设置与职能。有清一代,中央在西藏稳固的主权地位和强有力的治权履行是毋庸置疑的。

清末及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在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直接侵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大肆搜刮下,国运日渐衰竭,边疆分离危机愈演愈烈,但即便在如此危如累卵的艰难处境中,历届中央政府仍坚决抵制帝国主义“分裂西藏”的图谋,勉励予以维持,终未失对西藏的主权地位,且治权经过多方努力也在逐步恢复之中。清末无论是张荫棠在西藏推行系列新政,还是赵尔丰、钟颖的川军入藏,均是希望通过驻军及对藏政的全面革新,加强中央政府的治权和控制力,以抵制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以及他们悉心培植的分裂主义分子日渐猖獗的分裂活动,从而达到巩固主权挽救时局的目的。1912年,民国政府即宣布实行五族共和,明文规定西藏为中国领土;后中央政府设立管理西藏事务的机构蒙藏委员会,并在拉萨设立办事处;西藏地方也派出代表出任议员、出席国民代表大会,设立驻南京、北京、重庆等地的办事处;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圆寂时,国民政府派员致祭,批准其转世灵童继位,并派中央代表团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的坐床典礼。这些都说明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为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中央人民政府经多方努力终促成西藏地方政府赴京谈判,双方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十七条协议》,持续半个多世纪的西藏分离危机宣告彻底结束。《十七条协议》运用现代法律形式和政治规则清晰明确一锤定音解决了西藏政治地位问题,彻底宣告了帝国主义策划西藏独立阴谋的破产,彻底改变了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若即若离、游离不定的状态,彻底扭转了清末以来中央在西藏推进改革有心无力、举步维艰困境。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国和国和平解放西藏行为的正当性就在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事实。

西藏地方与祖国间关系的历史发展是循着多层面交往互动——逐步拓展加深——时机成熟发生政治关系突进——跃升至全新的交往层次这样一种规律和脉络依次展开的。这是一个连续发展演变的进程和链条,因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能人为地加以割裂。这是一个内部充满着矛盾斗争、量变引发质变、新旧不断交替的变化着的过程,符合辩证法的精神和事物的运动规律。各民族平等基础上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整体趋势与进程始终是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的主流与实质。

我们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是基于对历史发展结果即客观事实的承认,更是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整体趋势和深层规律的准确把握;我们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讲的不仅仅是西藏作为一个地区、作为一个区域性政权是中国领土、国家政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包括西藏地区、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的全部都是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作者单位:自治区党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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