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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屋脊的新生 人类解放的丰碑

发布日期: 2019-03-26    作者:毛奇   来源: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   点击率: 0

内容提要:西藏民主改革以政治解放为前提,以经济的社会解放为基础,以人自身解放为目的,扫除了人们实现自由发展的制度障碍,砸碎了套在百万农奴身上的专制枷锁,是人类解放史上的壮丽篇章。今天的西藏,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民主法治不断推进,统一战线发展壮大,宣传文化成效显著,生态环境保持良好,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民族团结持续巩固,宗教实现和睦和谐,改革开放逐步深化,援藏工作力度加大,党的建设全面加强。我们纪念民主改革,是要纪念人类解放史上的这一伟大创举,是要加深对新旧西藏冰火两重天的深刻认识,从而激发各族人民的昂扬斗志。

人类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不息的壮丽事业。马克思主义摒弃了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对人的解放华而不实的阐释,将人的解放归结为政治解放、生产力解放和人自身解放三者相互联系的历史发展过程,为实现人类解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正确的路径。6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沿着这一逻辑将实现人类解放的壮丽事业付诸西藏实践,领导西藏各族人民为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进行了以人的解放为核心内容的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翻身当家作主,世界屋脊迎来新生。

暗无天日的过去

“人人生而自由”,自由是人所固有的东西,是人的本质力量所在。然而,这种人生而具有的基本人权,在旧西藏却被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野蛮剥夺,这不仅是旧西藏社会的悲哀,更是人类文明的悲哀。

社会地位等级森严,人身迫害令人发指。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相比,更凸显出黑暗、落后、野蛮的特征,这是一个建立在农奴主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绝对占有基础上的封建农奴制度,这是一个农奴对农奴主存在严重人身依附关系的封建农奴制度。换言之,以官家、贵族、寺院上层僧侣构成的三大领主为代表的封建农奴主阶级不仅霸占着生产资料,还霸占着农奴人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主导和决定着旧西藏的一切。农奴主通过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高度垄断和强权霸占,以及对农奴人身的野蛮占有,不仅搜刮掠夺农奴的劳动成果,更是有恃无恐地对农奴施以血腥的人身迫害。广大农奴被当作私有财产随意处置,生死婚嫁大权被牢牢掌控在农奴主手中,被任意买卖、转让、赠送、抵押和交换,被任意打骂和驱使,被任意滥用诸如断手、剁脚、剜目、割耳、抽筋、割舌、投水、投崖等极为残酷的刑罚。农奴的子女注定终身为奴,世世代代难以翻身,生活境遇之悲惨世所罕见。旧西藏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明确将人分成三等九级,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地位直接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上等上级的人命价为尸体等重的黄金,而下等下级的人命价仅为一根草绳。在这暗无天日的社会里,遑论基本人权,矧乎人的自由和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能是痴人说梦的神话。

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正是因为经济发展对于整个社会发展起着基础性的作用,生产力解放成为实现人的解放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环节。马克思反复强调,“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指出,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旧西藏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封建农奴制的庇护下,农奴主对广大农奴展开了野蛮的压榨,而攫取农奴夜以继日劳作的成果,仅是用以支撑农奴主奢靡的生活。农奴主沉醉于这样的生活,更是“感恩”带来这一切的腐朽没落的封建农奴制度,顽固不化,固步自封,毫不顾虑这样的制度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滞碍。直到上世纪中叶,旧西藏依然处于极度封闭落后的状态,生产发展无比缓慢。现代工商业难觅踪迹、现代社会事业一片空白,传统农牧业生产极其落后。农业生产低效简单,主要农业区仍在使用木犁、木锄耕地,收成仅为种子的4至5倍;牧业生产原始粗放,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下;手工业工具和技术粗糙简陋,产品数量极其有限;传统商贸不断萎缩,以物易物交易方式盛行。旧西藏广大农奴惨遭压迫,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产积极性不高,改革生产技术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严重缺乏,哪来“肯定自己”的“幸福”。在这落后封闭的社会里,遑论摆脱物对人的统治,矧乎自由劳动,经济的社会解放只能是天方夜谭的神话。

宗教鸦片麻醉人民,政治统治压迫农奴。由上层僧侣集团和世俗贵族势力联合专政的政教合一的政治结构,是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政治表现形式和政治运行模式,是旧西藏政治制度的显著特征。其中,尤以宗教势力为盛。上层僧侣集团既是旧西藏农奴主阶级的典型代表,又是旧西藏政治统治集团的核心势力,拥有无可匹敌的政治、经济资源,全方位主导和决定着旧西藏的一切,包括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位于上层僧侣集团金字塔顶端的是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的达赖,他作为旧西藏农奴主阶级的总代表,不仅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领,还是旧西藏地方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不仅在物质上决定着旧西藏苍生的一切,还利用人们对宗教的迷信使人在思想上永远处于被奴役的状态。可以说,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下,以达赖为首的上层统治集团完全垄断了旧西藏的政治权力,他们充分利用手中的封建特权和宗教神权,通过暴力统治和思想钳制,对农奴实施残酷的政治压迫。美国藏学家梅·戈尔斯坦尖锐地指出,“在旧西藏,社会和政府奠基于宗教目标与行为凌驾一切的价值系统之上”,“宗教的权力和特权及大寺院在阻挠进步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成为“西藏社会进步的沉重桎梏”,“正是由于全民族信教和宗教首领执掌政教大权这一因素,导致旧西藏丧失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形势的能力”。广大农奴无力反抗这一吃人的制度,一方面,“被压迫生灵”(广大农奴)在宗教鸦片的麻醉下,感受着“虚幻的幸福”,在这“无情世界”里寻求解脱,憧憬着来世的美好;另一方面,面对政教合一的高压统治,“还必须承认和首肯自己之被支配、被统治、被占有全是上天的恩准”。在这双重压迫的社会里,遑论政治权利,矧乎政治自由,政治解放只能是遥不可及的神话。

改天换地的变革

封建农奴制作为一种超经济的强制剥削制度,已然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格格不入。现代化发展早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和趋势,而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下非人的政治压迫、残酷的经济剥削、野蛮的人身迫害,不仅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一幕,而且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沉重桎梏,走向终结是历史的必然。然而,由于地域的封闭等自然因素以及历史、社会等因素的交错影响,一个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早已绝迹的封建农奴制和政教合一制度,竟然以二者合一的形式顽固地存在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世界屋脊。在这样的制度下,农奴主阶级的穷奢极欲,是以农奴悲惨苦难的生活和旧社会毫无希望的前途为代价的。旧西藏在黑暗之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渊。“这种制度本身不是值得重视的对象,而是既应当受到鄙视同时又已经受到鄙视的存在状态。”纵横考察历史和现实、国际和国内形势,便不难发现,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已不再适应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发展要求,成为历史的反动,行将就木。变革这样的社会制度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是世界历史性的错误,而不是个人的错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旧西藏的上层反动集团逃脱不了这样的历史宿命。封建农奴主阶级为维护既得利益,和历史上所有反动没落阶级一样,即便大势已去,也不会自愿主动地退出历史舞台。1959年3月,以十四世达赖为头子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逆历史潮流而动,为使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长期不改,永远不改”,数典忘祖,背叛国家、背叛民族,竟向帝国主义卖身求荣,与国际反华势力沆瀣一气,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悍然发动以图谋“西藏独立”为目的的武装叛乱,走上一条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历史的不归路。达赖集团倒行逆施,只是敲响了封建农奴制的丧钟,全然阻挡不了历史前进的步伐。此时此刻,平息叛乱、进行改革成为百万农奴的热切期盼。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期盼,作出“边平叛边改革”的战略决策。在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下,平息叛乱取得完全胜利;同时,一场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运动也在西藏大地迅速展开。

“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确切地说,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没有人天生愿意被奴役、受压迫,民主改革符合西藏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真实愿望,是各族群众自由意志的忠实表达,这不是对旧西藏地方政府的简单取缔,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方政权更迭,而是一场伟大的人类解放运动。它摧毁了世界上最野蛮最残酷最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将旧社会的废墟夷平,秋风扫落叶一般荡涤旧西藏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百万农奴和奴隶在政治、经济和人自身发展等各个方面获得全面解放,基本人权得到根本保障。

以政治解放为前提,以经济的社会解放为基础,以人自身解放为目的,西藏民主改革扫除了人们实现自由发展的制度障碍,砸碎了套在百万农奴身上的专制枷锁,是人类解放史上的壮丽篇章。政治上,旧西藏政教合一政治制度的彻底废除,意味着封建农奴主阶级退出历史舞台,三大领主的黑暗统治寿终正寝;意味着西藏各族人民不再遭受宗教神权和封建特权的双重压迫,阶级统治和政治奴役不复存在;意味着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基础上,百万农奴翻身当家作主,成为西藏的主人、国家的主人,与全国各族人民一样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政治权利,不再是宗教鸦片麻醉下会说话的工具,不再是政治压迫下逆来顺受的差巴、堆穷、朗生。经济上,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百万农奴拥有了生产资料,获得了满足自身发展所需的基本物质条件,特别是随着农奴和奴隶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人民社会主体地位的确立,劳动者“从自己以前的发展中解脱出来,直接为人的解放工作”,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释放。伴随着政治解放和经济的社会解放,百万农奴和奴隶获得了社会主义国家公民所拥有的一切政治和经济权利,为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铺平了道路、开辟了空间,人在自由劳动中感受到自己的本质力量,劳动的本质得到全面确认,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百万翻身农奴当家作主,满怀热情地投身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建设中。

全面发展的未来

西藏民主改革是人类解放史上的丰碑,而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历程并非一蹴而就,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己分离的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人类的彻底解放,依赖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全面进步,摆脱物对人的统治。

九尺高台起于垒土,人类解放的宏伟目标是要分阶段来实现的。民主改革开启了西藏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进程。60年来,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西藏各族人民团结一致、锐意进取、顽强奋斗,实现了社会制度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进,各项事业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今天的西藏,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民主法治不断推进,统一战线发展壮大,宣传文化成效显著,生态环境保持良好,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民族团结持续巩固,宗教实现和睦和谐,改革开放逐步深化,援藏工作力度加大,党的建设全面加强。正是以民主改革为前提和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在旧西藏的废墟上,开启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纪元,朝着人类彻底解放迈出坚实步伐。

然而,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却被达赖集团肆意诋毁。我们倒是来看看,他们这60年有哪些“伟大成就”?十四世达赖自武装叛乱失败以后,逃亡异国他乡,却没有一天不做着回到复辟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迷梦。60年来,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达赖集团围绕所谓“西藏独立”兜圈子,时而鼓吹“中间道路”,时而叫嚣“高度自治”,须臾不停地从事着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在宗教界,频频制造事端,严重破坏藏传佛教界内部的和谐和睦;在社会上,教唆、蛊惑、煽动僧俗群众,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在国际上,歪曲事实、信口雌黄,为国际反华势力摇旗呐喊,对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创造、对新西藏取得的翻天覆地变化极尽污蔑之能事。事实无数次证明,十四世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是披着宗教外衣祸藏乱教的政客。60年出卖国家、出卖民族,60年离经叛道、反复无常,60年倒行逆施、罪行累累,十四世达赖及其集团的所作所为与人类文明进步背道而驰,早已被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必将遗臭万年。

西藏民主改革已经过去60年,早已翻身解放的百万农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朝着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奋勇前进。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我们纪念民主改革,就是要纪念人类解放史上的这一伟大创举,就是要加深对新旧西藏冰火两重天的深刻认识,从而激发各族人民的昂扬斗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奋力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西藏篇章,让一个团结美丽和谐幸福的社会主义新西藏昂然屹立在世界屋脊,在人类解放进程中不断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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