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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实践及立场和制度选择【续文辉】

发布日期: 2015-09-09    作者:续文辉   来源: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   点击率: 2

 

[摘要]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历史演绎中形成了“众星拱月”的格局,带来了中国民族问题与边疆问题相互交织与重叠这一中国特色的边疆民族问题。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启了我国民族关系史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藏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决定性力量,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正确性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处理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正确立场以及所坚持经营边疆民族地区的价值取向。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维护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路径选择。历史上最好的教科书,我们没有理由不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产生由衷敬佩,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没有理由怀疑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正确性,没有理由否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价值取向     路径选择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历史演绎中形成了“众星拱月”的格局,带来了中国民族问题与边疆问题相互交织与重叠这一中国特色的边疆民族问题。这一特点决定了“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维护国家统一与安全,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就是一句空话。西藏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自古以来是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无论从任何角度讲,其战略地位都无可替代。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西藏如果不参加祖国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事便不好办了,西藏在祖国大家庭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边疆不仅是一个历史范畴,更是一个政治概念。尤其是对多民族国家的中国而言,涉及国家主权和内政建设,涉及国家安全屏障的建设,是防止国家分裂、维护和捍卫国家统一的关键,更是国际政治斗争和政治博弈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新西藏的社会实践中所形成执政方略,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正确性。

中国拥有丰富的地缘边疆资源,也拥有悠久的边疆经营史。历代有作为的统治者,无不把边疆经营看做治国理政和王朝强盛的重要标志。但受东方“历史-文明”型国家发展的路径依赖以及统治者阶级局限性的影响,边疆只意味着与中心文化相去甚远的文化之边,即边远的“未开化之地”,在“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策略中,实质包含着中心对边远、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歧视和民族压迫,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对中央王朝的归附仅仅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一家一姓”封建王朝的效忠。直至近代,中国人的国家观、边疆观与西方近现代学理传统下的国家观、边疆观有着深壑般的歧义。辛亥革命以降,中国人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中,开始意识到边疆观念的差异、以及边疆对于国家安危的极端重要性,发出了“蒙、回、藏之内附,前此由于服本朝之声威,今兹仍训于本朝之名公,皇统既易,是否尚能维系,若其不能,中国有无危险?”[]的疑问,不料,这一疑问提出不久便一语成谶,辛亥革命两个月之后,哲布尊丹巴就在库伦(乌兰巴托)宣布外蒙独立,包围了清政府库伦办事大臣衙门,并将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次年,在英国的唆使和支持下,西藏又发生了历史上被称之为的第一次“驱汉事件”,1913年在西姆拉会议上西藏代表在会上首次提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清末民初边疆治理的种种乱象,一方面,反映了传统的封建“家天下”的多民族国家寿终正寝以及在构建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的征途中所遇到的困境,另一方面,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者利用唆使民族分离主义侵噬中国主权内政、加强中国殖民化鬼蜮伎俩的体现。近现代历史表明,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解决只能依从于对国家“大本大源”的改造,任何单一的边疆民族是完成不了自身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任何超越“民族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的科学判断,各民族自身的努力只能为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所利用并走向历史的反面——民族分裂,这是一百年来西方殖民主义留给中国最为深刻的“历史遗产”。

由历史的必然性使然,完成国家统一与各民族自身解放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并成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领导者与推动者。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以消灭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地区社会发展为己任,继承和发展了具有悠久历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传统,斩断帝国主义羁绊,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了民主改革,确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使各民族走上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开启了我国民族关系史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西藏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就充分展现和回答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基本内涵与实质。从西藏社会主义特色道路的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决定性力量,党的治藏方略是实现西藏繁荣进步发展的根本前提和政治保障。

当人类文明发展史进入20世纪中叶,西藏社会仍然停滞于以“二牛抬杠”为标志的生产力水平和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毛泽东曾形象地把当时西藏社会发展水平比喻为两千年前中原地区的春秋战国时期,以说明西藏社会发展的落后性。种种迹象表明,当时西藏的发展已经严重脱离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正常轨迹,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埋葬这一腐朽制度是西藏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但是,在千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和帝国主义的双重桎梏下,任何代表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新因子哪怕是观念上的都无法生长,这完全可以从近代十三世达赖所谓的“新政”的毁灭得到充分的证明。可以说,在西藏旧有的社会经济基础上是不可能自行萌发和成长起新的社会经济基础的。

纵观历史,西藏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转折和变革都与内陆地区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休戚与共。1949年10月,新中国的诞生预示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将从此走向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发展的新纪元。在解决西藏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美英等帝国主义势力插手中国内部事务,阻挠新生的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西藏地方上层分裂势力加快活动步伐,幻想着在美、英等西方列强的支持下铤而走险搞“西藏独立”,以及封建统治者长期奉行的民族压迫政策所导致民族隔阂的重重困境,首要的问题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坚持“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绝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根本原则,实现中华民族各民族的大团结。历史给出了最好的答案,1951年的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帝国主义肆意践踏中国主权、欺辱中国人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它彻底粉碎和阻止了自近代以来分裂主义势力图谋“西藏独立”的逆流,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以及非凡的胆识和智慧,这与清末入藏川兵失败,北洋政府进军西藏半途而废,国民政府几度试图出兵西藏,但最后都知难而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能驱除帝国主义势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才能实现各民族间的平等、发展与繁荣,并以此为载体承担起西藏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历史责任。

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尊重西藏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人处理和解决一切西藏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但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又不囿于客观条件的局限,而是更加注重于藏族人民的命运与前途,毛泽东就曾指出:西藏未来的前途“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适当的区域自治”[],并且还认为西藏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因为“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这就意味着改革是必须,这是原则,它关系到西藏和西藏各族人民发展进步以及能否屹立于世界民族强林的根本问题,这就从实践逻辑上规定了要从根本上废除阻碍人民民主在西藏建立和实行的经济社会基础,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通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现西藏人民当家作主,把农奴制的西藏改变为人民民主的西藏。这一规定也把中国共产党同以往历代统治者所谓的“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执政理念从本质上根本区别开来。而在路径选择上,即什么时候改、怎样改则充分体现出尊重客观实际的高度灵活性。《十七条协议》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这表明,改革的路径上是要由西藏人民与西藏上层领导人员的协商结果来决定的,其中西藏上层领导人则是整个改革进程的关键。这一思想不仅符合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共同纲领》关于在民族聚居地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精神(内涵),而且也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经营西藏慎重稳进的总方针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党在西藏执政伊始,就开启了一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伟大的实践。

伴随着民主改革的胜利,西藏封建农奴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何将胜利成果以制度的形式加以确立和巩固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建构多民族现代国家的伟大创新,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根本保障和重要内容。早在1941年5月1日,党在《陕甘宁边区纲领》中就已经提出:“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再次明确规定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61年,西藏各地开始实行普选,昔日的农奴和奴隶破天荒第一次获得当家作主的权利。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拉萨召开,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全面确立,从此,西藏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行使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当家作主权利,以主人翁姿态参与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积极投身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西藏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展现在世人面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主权,也使边疆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西藏各族人民的利益,是西藏各族人民的正确选择,受到西藏各族人民的真诚拥护。

西藏社会每前进一步,离不开党的领导。同时,西藏社会前进的每一步,又为党的领导提出了新的课题,在党与西藏社会的互动中,党的自身建设得到了加强,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丰富和发展,党的边疆治理能力得以锻造。从“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的指示到现在业已完备和成熟的执政体系和执政基础,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完成了从无到有不断地发展壮大历程。并创造性地解决在西藏这样一个毫无建党基础的民族地区,建立起一支以藏族干部为主体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心全意为各族群众服务、能够经受各种考验、带领全区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努力奋斗的先锋队这一实践性课题。这支力量为西藏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雪域高原“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这一人类从未有的历史奇迹的领导者和推动者。

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中国共产党是西藏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前提,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西藏工作乃至民族工作的魂,任何时候不能丢。在过去艰苦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模范行为,使西藏各族人民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党的领导下,书写了波澜壮阔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画卷。在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历史进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依然是西藏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在,做好西藏工作的根本保证。

如何解决中国边疆民族问题,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基础,价值取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问题。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曾把价值系统“作为分析社会系统本身的结构与过程的主要参照基点”[]考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和边疆治理政策,必须重视和研究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和边疆政策的价值取向,才能正确理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精神实质。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其正确性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处理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正确立场以及所坚持经营边疆民族地区的价值取向。如果放弃这一立场,任何技术性的改进和策略(现代性)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甚至会走向现实的“悖论”,这在当前尤为要警惕的。

对于占世界绝大多数的多民族国家而言,都面临着怎么处理好民族关系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把民族问题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总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倡导“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以“解放弱小民族”为己任,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和阶级的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则把实现各民族当家作主、各民族平等互助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立国之基,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各民族相继完成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解决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可以说不同阶级、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有着不同的价值目标,任何抽象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的解读范式,是无法阐释清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精神实质。

我国民族政策的最高价值标准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基本价值原则是维护和确保国家统一;最终价值目的是为各民族人民谋利益。基本路径是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在经典作家那里民族平等具有至高的地位。列宁指出:“谁不承认和不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各种民族压迫或不平等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 []列宁还指出:“在民族问题上,夺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政策绝不是像资产阶级民主制那样从形式上宣布民族平等。”“不仅要帮助以前受压迫的民族的劳动群众达到事实上的平等,而且要帮助他们发展语言和文学,以便清除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不信任和隔阂的一切痕迹”。[]今天,民族平等的原则依然是判断是非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试金石。民族平等包括承认和坚持一切民族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坚持反对任何民族享受任何特权;承认和坚持各民族在社会生产的一切方面的一切权利上完全平等,并无条件地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承认和坚持各民族在形式、法律上、乃至事实上的完全平等。同时民族平等内在的包含了民族团结,即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前提条件,民族团结是民族平等的结果。除民族团结外,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原则还包含了民族互助、民族自主、保护民族利益,这一切都要以民族平等为前提,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目标价值取向。可以说,民族平等贯穿于整个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民族政策之中,是维护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和多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的关键问题。社会主义的目标价值取向,规定了党在西藏民族政策必须立足于各民族团结友爱合作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构建。毛泽东指出“西藏如果不参加祖国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事便不好办了。”在此原则下,党在西藏的民族政策的政策指向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藏民族与中华其他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合文化上的不平等以及西藏内部的不团结,改变西藏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状态,逐步实现各民族的事实上的平等,使藏民族与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为此,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在雪域高原完成气势磅礴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使西藏社会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一步跨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并通过中央关心、全国支援等一系列帮扶举措,使西藏政治经济社会实现了全方位跨越式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民族政策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在全面依法治国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首要的问题就是坚持党的民族政策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

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是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国家的独立与统一作为实现民族解放的前提条件和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最基本的价值原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把驱逐帝国主义,实现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各民族拥有平等地位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九·一八”事变后,针对日寇“帮助中国少数民族自治的真实面目”,党就提出各民族独立自治自由与国家独立自由的不可分割性。新中国建立后,针对帝国主义的干涉与西藏分裂分子的猖獗活动,毛泽东一方面运筹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一方面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外国染指西藏。指出:“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在民族政策的制订上鲜明体现出这一功能取向。改革开放时期,党在解决西藏问题时,提出了“三个涉及”、“四个事关”的著名论断。并指出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在,是各族人民的共同责任。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从实质上讲是政治斗争,是一场维护民主改革胜利成果、保护百万翻身农奴当家作主权利的斗争,是反对帝国主义及西方殖民主义在近代一百多年来妄图分裂和肢解中国的企图。达赖集团在西方国家的支持和操纵下,竭力在国际社会中扩展活动空间,破坏祖国统一;并提出所谓用“大藏区”“一国两制”的模式解决“西藏问题”。然而,当前社会上一些人看不到反对民族分裂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国际性,主张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民族关系“去政治化”,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那一套为样本,倡导实施“第二代民族政策”,否弃党的民族政策的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这是极其有害的。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共同创造辉煌灿烂文明的过程中,也创造了作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既基于我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捍卫统一的历史事实,也基于56个民族相互依存、荣辱与共、共同发展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浓浓血脉。各族人民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同呼吸、共命运,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要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必须高举爱国主义和民族平等团结的旗帜,坚持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基本原则,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西藏各民族群众和广大干部,坚决反对国际上霸权主义以民族问题为借口, 打着“人权”、“人道”的旗号,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鬼蜮伎俩,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坚决打击一切在民族、宗教外衣掩盖下的违法犯罪活动, 对那些分裂祖国、背叛国家和民族的罪人, 不论是哪个民族的都依法进行处理,以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人民利益。

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和实践, 是对抗民族分裂主义的强大武器, 它保证了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团结和睦和社会政治稳定。众所周知,我国的宪法和其他法律明文禁止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国家机关还采取各种积极、有效的措施来限制、打击伤害民族感情、破坏民族团结的违法犯罪行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是这一系列法律和政策集中的体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方面为各民族合法权益的保障、促进各少数民族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又为各民族在相互尊重中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和调整民族关系提供了最为有效的政治形式。其最基本的价值蕴含和功能:就是各民族在新的基础上(自治)达到新的团结,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即在统一的国家体制内由各聚居的少数民族在聚居区内实行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又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离的部分,这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最根本的特点。这一特点,从根本上把我国单一制政体下的民族区域自治与联邦制政体下的各民族成员国所享有的主体地位区别开来了,也从根本上揭露了十四世达赖分裂集团鼓吹的“高度自治”的险恶用心。民族与国家是须臾不可分离的,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国家的独立与发展,在中国历史、现实的国情和族情条件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实现各民族平等、 团结、 互助、 共同繁荣进步唯一路径选择。

我国民族政策有着鲜明的价值取向。它是党和政府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结合我国多民族的基本国情和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客观实际制订的, 是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行为准则。面对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的甚嚣尘上,只有中国这边风景独好,究其原因,就是我们找到并坚持了适合我国实际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妄自菲薄。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符合经得起历史实践人民检验的先进治国理念,而先进的理念并不能自动带来好的结果,必须要有好的制度加以保障,没有好的制度,国家难以实现善治,有了好的制度,没有卓越的制度执行力,再好的制度也会落空。“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所以,边疆治理不仅是地域空间的问题,更是人的问题。

回顾中国共产党人在西藏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对西藏的治理大致经历了“经营西藏”——治理西藏——兴藏富民——现代治理(繁荣的治理)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党始终仅仅依靠西藏各族人民,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之路。

“经营西藏”是毛泽东主席在建国之初着手考虑和解决西藏问题时给西南、西北局的电文中多次、反复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经营”,本为测量、营造之意,后引申为筹划与管理。经营西藏反映党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对解决西藏问题的总体思考。这一思考包括了如何解放西藏、使西藏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如何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以及西藏内部的团结,如何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把封建农奴制西藏改造为人民民主的新西藏,如何使西藏走上是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制度基础和政治基础。

进入改革开放以后,西藏同全国一样,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适应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和新时期的奋斗目标,中央先后于1980年、1984年召开了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探索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途径。然而 正当西藏人民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加快各项事业发展的时候,叛逃在外的达赖集团加紧了分裂祖国的活动,在区内制造多次骚乱,严重影响西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面对复杂的政治局势,1989年10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专题研究西藏工作。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西藏工作会议纪要》(十条意见)成为进入西藏在进入新时期后的历史转折点。这一时期以无论是否定“民族问题的实质阶级问题”,还是对十四世达赖集团从未放弃分裂祖国、沦为国际反华势力的反华工具性质的认定上,以及判断西藏工作的标准,都带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特征,为新时期西藏发展的正确道路找到历史和现实的基点,体现出以维护西藏社会稳定为主要内容的治理特征。

1994年7月、2001年6月,江泽民同志先后主持召开的第三次、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被誉为新时期西藏工作的“两个里程碑”。两次会议均围绕西藏的稳定和发展两件大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进一步明确加强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落实维护稳定和加快发展的各项措施,形成了中央关心、全国支援西藏的工作格局,同时,中央确立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兴边富民”战略为西藏快速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政治机遇,特别是青藏铁路的通车更为西藏跨越式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在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民生建设为主线,以民族团结为保障,坚持科学发展,维护法律权威,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使西藏国民经济和人均收入长期保持在两位数的增长,同时西藏人民的公共服务水平也有快速的提升,感党恩、跟党走,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已经成为300万西藏各族儿女的集体共识。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全面深华改革的总目标。西藏和全国一样正迈入到“现代治理”的阶段。即在管理的基础上,实现法治、德治、自治、共治等多维度、全方位治理结构体系的建构,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西藏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良性互动。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逻辑,西藏的“现代治理”是以党在西藏60年的探索和经验为基础的“螺旋式”的上升,是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局部关照进入全局性的顶端设计,习近平总书记“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重要战略思想,正是对党60年的治藏经验、治藏方略的总结与升华,是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之下的立体展开与延伸,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交织。展望未来,西藏一定能够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避免“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的悖论,实现繁荣的治理。

能不能实现繁荣的治理,民族工作能不能做好,最根本的一条是党的领导是不是坚强有力,能不能锻造出一支政治上强、能力上强、作风上强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回首党在西藏的执政史,60多年前,我们面对西藏这样一个无党的基础的单一民族地区,加之历史和社会所遗留的种种隔阂,党应如何去领导西藏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羁绊,改革落后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实现西藏全体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任务,成为党执政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共西藏工委根据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和各民族社会发展进程的不同特点,一切从西藏的实际出发,在“慎重稳进”的总方针的指引下,率领进藏部队和人员恪守《十七条协议》,维护《十七条协议》的贯彻落实,严格遵守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自己的衷心尊重西藏民族和为西藏人民服务的实践,来消除这个历史上留下来的很大的民族隔阂,取得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的衷心信任”,[]并在西藏各族群众的心中树立起“老西藏精神”的不朽丰碑。“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今天,做好民族工作,同样要靠好干部。同样需要和注重发挥好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作用。在民族地区条件艰苦、形势复杂、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只有做到明辨大是大非的立场特别清醒、维护民族团结的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的感情特别真诚,才能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重任,不断开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强调“我们要有一个坚强的基层政权”。基层党组织是党执政大厦的地基,基层党员、干部是这个地基中的钢筋。各族群众对党和政府最直观的感受来自身边的党员、干部,来自常打交道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民族地区务要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使之成为富裕一方、团结一方、安定一方的坚强战斗堡垒,使每一名党员都成为维护团结稳定、促进共同富裕的一面旗帜。

其次,坚持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独创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具有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一个好的制度最重要的判断尺度,就是符合国情,符合各民族的根本利益,“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在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围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探索创新,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与基本国情和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边疆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它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战略思想的实施提供了制度和法律依据。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源头,我们的民族政策由此而来,依此而存。在建设国家的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否则就会动摇根基,就会出现颠覆性的错误,在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关系等问题上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坚持正确认识和处理统一与自治的关系,这是民族去自治制度的立法依据,也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前提与基础,没有国家的团结统一,民族区域自治就毫无意义可谈。西藏50年的实践表明,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统一和自治的关系,民族区域自治才能发挥有效地作用,才能深刻认识达赖分裂集团所谓的“大藏区”、“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中观道路”在政治上的反动性、欺骗性与虚伪性,民族族团结的事业才能顺利向前发展。片面强调集中或自治,都会使我们的事业遭受挫折。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坚持与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相结合,把经济建设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中心任务,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经济发展不起来,那个民族自治是空的。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为了调动民族自治地方和各民族依照本地区实际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这是我们党设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初衷。因此,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等自治法规,以大量篇幅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的内容,体现中国共产党追求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进步原则和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执政理念。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改革是民族地区发展的根本动力,发生在1959年的西藏平叛改革,极大解放西藏社会的生产力,被誉为西藏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期”。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新时期,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阶段。一个民族只有不断改革、善于改革才能永立时代潮头,这是世界一切民族屹立于民族强林的根本所在。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正确分析和认清民族地区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对民族分裂分子要旗帜鲜明地予以坚决打击,对社会发展和转型期里的人民内部矛盾要与用法治的思维、法治的方法进行疏导和妥善处理,从而把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推进民族区域自治的规范化和权威性。

最后,要强调指出的是,现代治理体系和现代治理能力虽有其自身的指标体系,但就其本质而言,治理无非是对社会的统治与管控的方式,现代治理不过是引入了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性而已。因此,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既要吸收人类社会一切文明的成果,又必须与各国的基本制度和国情相一致,而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所谓“善治”的标准。中国推进现代治理体系和现代治理能力是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最终价值取向,这一目标既是探讨中国现代治理问题的前提,也是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现代治理的标准和尺度。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161。

[2]《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6。

[3]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新中国建设问题”,北京出版社,1999年,页2443。

[4] 《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问题发表谈话》,《人民日报》1950年1月21日。

[5]  李尚志、格来:《毛主席是西藏人民的引路人——访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2日。

[6] 《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 塔尔科特·帕森斯著:《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第140—141页

[]  列宁全集(第20卷)[M].第11页,北京人民出版。1958。

[]  列宁选集 (第3卷)  [M] . 第760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作者姓名:续文辉

作者单位: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

职务:党建教研部主任

职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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